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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送走了热闹的11月。
艺术领域中,本来这样的“黄金周”一年要在世界各地发生多次。今年,上海的这个集齐了两个艺博会、一系列公立或私立美术馆、艺术空间和画廊重磅展览、一个双年展的启动,以及一系列其他活动的艺术旺季,成了许多人本年度有且仅有一次的艺术盛会和旅行。为此,许多国际画廊不惜以隔离两周甚至四周的代价,派出了他们的“Asia rep”(亚洲代表),他们大多从香港,也有些从伦敦、柏林、巴黎飞到上海,在酒店里度过写邮件、刷微信、看剧、练瑜伽的14天,再用北京、南京、杭州、深圳乃至三亚塞满自己上海艺术周之前之后的行程。而这14天的坐牢式隔离,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不菲的回报:先是隔离者本人获得了身心排毒,这让他们在出关后更能全身心地拜服于上海这座消费主义大都市那名不虚传的“魔都”魅力——吃喝、玩耍、社交,每一样都是那么的便利和迷人。接下来则是最重要的:画也卖得很好啊!
意外的销售捷报
回想一个多月前,当我决定带着一远一近两个镜头去观察上海的艺术周,我对编辑做简述,预设了一个论点:一个内卷化和内循环的市场正在进入调整期。
通常我们说“进入调整期”,就是暗示生意会不怎么样,因为预设很多藏家出于对未来增长的信心的波动可能会收缩在艺术上的开销。可就在艺术周前,明末画家吴彬的《十面灵璧图》在拍卖上卖出5亿元的消息,以及那些做奢侈品的朋友提及的销售“捷报”,已经让我在心里做好了观点大反转的准备。
11月11日,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率先开锣,VIP预展后的各种私下交流,让人不自觉地喜上眉梢。上次令我印象深刻的类似意外,还是2016年艺博会周的某一天:因为川普冷门当选美国总统,市场里忽然充满了莫名的花钱冲动,跟来自美国东海岸的精英画廊主如丧考妣的哭丧脸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由画廊和藏家两大要素所构成的一级市场的风景似乎正在发生斗转星移。之前被认为受到外来大画廊无情挤压的本地画廊们——包括在本地设有空间的画廊以及与本地艺术空间进行项目合作的各地画廊——这一档期的生意都相当不错。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的确是获得了内循环的红利,就像刚把画廊搬到位于外滩的新空间的Vacancy画廊的Lucien Tso感受到的:因为目前国际旅行受限、加上市场上缺乏资金出口,本地画廊经过之前的耕耘和积累,无论其代理的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艺术家,只要能够提供价格合适的优质作品,就很容易获得正反馈。
新藏家入场?
藏家的风景也在变化,从表面看,尤其体现在年轻新人的入场。艺术周前的一个周六——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热闹的官方活动,我喜欢叫它“清冷的周末”,也因为很多人马已经陆续到场开始了各种聚会八卦,我又会叫它“期望与观望交织骚动的周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安静地八卦的周六的夜晚,在一间小小的威士忌吧,一名在业内拥有深厚从业经验的高龄画廊主,热切地向比他年轻一辈的熟龄画廊主展开了夹叙夹议的十连问,中心思想就是要弄明白时下最新的藏家风景的样貌。
这种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会写在威士忌酒杯中,许多画廊通过他们带到艺博会的货回应了新的藏家人群。贝浩登这次带了许多单价2万到5万元的作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大部分销售。这样的操作对于这样一间高成本运作的国际一线画廊而言,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当然是极不划算,但从应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疫情年以及建设未来藏家储备的角度来说,的确是积极的一招,而且画廊代表Uli Huang还说了:能锻炼一下销售团队。
大田画廊的创始人大田先生也观察到,一群年轻藏家正在进入艺术圈,其中女性力量的崛起更是颇为醒目:她们喜欢社交和拍照,可支配金额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拥有非常独立的主张,享受参与艺术活动并把它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的几位常驻地在香港的年轻朋友,因为家事和疫情被困在内地已久,也把上海艺术周作为年度最重要的社交活动,而上海最近越来越出色和多样的高级餐厅以及娱乐场所的表现——背后是政府和市民合力控制疫情的成就——也让这些滞留的“孩子们”重享了久违的、在太平盛世乘风破浪的感觉。也许这感觉就像香槟杯里的白色泡沫一样终将破灭,趁着温度对、身边的人和风景也好的时刻喝下去,也是此一刻的人生快事。
要看真正的年轻人风景,当然还是要去那些深夜的派对。
在艺术周的周四,已经在北京和阿那亚设有艺术中心的UCCA通过他们的Edge Ball,首次向上海揭晓了他们在这里的空间——位于苏州河畔、隔着马路对望最近才成了网红打卡地的四行仓库、计划在明年3月开幕的UCCA上海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派对是和面向Z世代受众的时尚杂志《SuperELLE》的艺术特刊创刊发布会联合举办的。有别于以往由国际奢侈品牌主导的对当代艺术的常规“借用”和“跨界”,这个由几支年轻的全本地团队构思和实现的活动,将艺术、时尚和青年人文化的合作与互融带入了全新的局面。
于是,在热闹非凡的新刊封面揭晓仪式上,周杰伦作为藏家身份在大陆首次正式亮相,派对还邀请了因为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而走红的Mandarin乐队的主创Chace(朱一涵)放跳舞音乐,又汇聚了很多时尚品牌以及拍照打卡等时尚环节。派对也借鉴了每年在UCCA北京举办的筹款晚宴的操作,通过向画廊“卖桌”以及举行艺术品及延伸品“默拍”,为美术馆下一年度的项目筹款。当晚,和以往的筹款活动不同,美术馆方最主要的客人,不是那些慷慨的大理事,而是UCCA Young Associates——年费2万元的年轻藏家群体。实际上,用DJ派对代替正襟危坐的晚宴,用1998年出生的Chace代替去年北京的主持人马东作为社交网络上的关注点,本身就代表着活动受众的微妙迁移。
派对次日,我在微信上收到一位多年来一直支持年轻艺术家的策展人姐姐的消息:“UCCA趴,感觉新人类出现?”没错。我在参加完以新人类为目标的一档B站视频节目录制后,揉着宿醉的脑袋,回了四条语音信息,向姐姐汇报了前一夜的所见所闻。
但也很难说本地画廊暂时性地受惠于大环境下的内循环、或是新人类入场,会从短期内根本性地改变游戏规则。几天后,我小心地问了几名老友,有没有卖掉这次带来的“大货”。里森画廊的David Tung卖掉了一件总计795万人民币的Anish Kapoor的雕塑,对他来说,这个交易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是境内交易,用人民币结算,在于如果行业制定了规则,那么从业者就要认真地去执行。大田先生是草间弥生的代理人,这次在西岸博览会带来一件草间奶奶的大型彩点鲜花雕塑,以约220万美金的价钱卖给了一位大陆藏家。该藏家上一次在大田画廊购买作品还是10年前,10年后再度出手,显示了很多国内藏家深藏不露的购买力。
大田在隔离期间看完了10本书,认真研究了英国的Brutalist建筑。他是唯一一位愿意并也有余裕为来到上海而付出14天隔离代价的国际知名画廊主。我们坐在位于前法租界的建于1924年的折衷主义建筑里喝咖啡,大田告诉我,他愿意来上海,是因为他相信这座城市。听到这话,我其实是感动的,但为了保持我的酷,我只是回应:如果这里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对疫情的控制、艺术品交易规则的制定、国际国内物流的保障),并给予我们所有人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我也是相信上海的。
(本文作者现为北京长征空间总监。前《Ar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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